2015年6月起，經濟下行壓力開始加大，在山東臨沂、河北等地，因為產業結構調整，很多工廠關閉，全國數以百萬計的職工下崗或者再就業，經濟基本面的維護和社會的穩定成為各地關注的頭等大事，環境保護法律的嚴格實施受到嚴峻挑戰。

結構調整的難度加大，嚴格執法和保經濟增長之間平衡已很難把握。一些地方甚至放松了對企業環境保護的監管。在此背景下，進入采暖季后，大氣污染問題集中顯現。如京津冀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霧霾污染持續時間長，一些地方的PM2.5甚至長時間爆表。如2015年11月，中央電視臺的記者赴東北地區霧霾最為嚴重的遼寧采訪，發現很多工廠連基本的大氣污染防治設施都沒有，有的即使有設備也不正常運行，環境保護部門的監管條件和能力嚴重不足。

在京津冀地區，北京市甚至啟動了史無前例的紅色預警，而且還在間隔不遠的時間內發出兩次紅色預警。第一次發出紅色預警，社會尚夸獎生態文明建設以人為本。但第二次紅色預警發出時，人們開始擔心紅色預警可能成為常態，擔心自己的生產經營和生活會受到嚴重的影響。第二次紅色預警結束之后，空氣質量依然嚴重污染，但是卻沒有發出第三次紅色預警。社會開始爭論是否應當在教室里裝空氣凈化器，以保衛我們的下一代。

基于此，一些人士甚至把2015年的京津冀地區霧霾與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霧霾相提并論。

紅色預警是應急措施，是末端的危機應對手段，不是常態，也不應當成為常態。紅色預警社會成本太大，而且轉嫁了污染者的污染責任，也不合理?，F實證明，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下，常規的治理措施已經不起大作用，風已經成為驅除霧霾的關鍵因素。等風來掃除霧霾的尷尬現象，說明霧霾生成和加重的原因已不全然是《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個案執法問題，從更深層次來看，是我國全局性和區域性的產業結構、產業布局、能源結構、能源布局、生活方式出了大問題。嚴重的環境污染特別是霧霾污染，考驗地方黨委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挑戰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信任和實施效果，必須引起重視。要解決霧霾，必須采取系列的革命性措施。

國家策略的制定與實施必須基于社會的主要矛盾。矛盾定位如不準確或者不清晰，行動戰略及其部署就會出偏差。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社會矛盾被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筆者認為，在發展階段，這一矛盾永遠是一個主要的矛盾。目前，黨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也是承認社會生產還是落后，并沒有否定這一矛盾。但是，目前嚴峻的霧霾污染和水污染具有全局性，一些地區的環境容量已經基本用盡，環境安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緊缺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進一步可持續發展的短板。在此背景下，生態文明才得以進入"五位一體"的格局，碧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才得以成為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說，資源和環境問題已經事實上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并且嚴峻程度不低于物質文化需要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基于此，有必要修改黨章和憲法，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擴展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環境需要和緊缺的資源供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生產問題顯然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資源狀況和技術落后等問題。只有定好位，把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緊缺納入社會的主要矛盾，成為全國上上下下著力解決的主要問題，立足于解決環境問題的生態文明理念和措施入黨章、入憲法、入法律、入政策，才具備理論和實踐支撐。生態文明的建設和改革工作，才能得到全面的部署和推進。

治理霧霾必須具有針對性。最近一篇"千億治霾資金或無功而返"的文章，因為指出污染治理不具有針對性引起了各方的思考。近幾年，很多機構做過霧霾的源解析工作，盡管由于氣象條件、產業結構、區域地形等復雜因素，難以有相對精確的定論。但主要的污染物種類已經成為共識，可以歸納為燃煤、機動車、工業源、揚塵和其他，為此可以采取協同控制的措施。

在2015年的兩次紅色預警之初，北京的大氣處于靜穩狀態，沒有較大的南風，也沒有較大的北風，河北省"壓"入北京的大氣污染物應當相當有限，北京市的機動車實行單雙號行駛，機動車的排放大幅減少，對霧霾的"貢獻"比重大幅降低，盡管如此，霧霾還是持續加重。這說明北京采暖季的霧霾污染問題，主要來源還是在于本地。根據監測，北京雖然沒有什么污染型工業，但是70%的污染還是來源于自己。

在非采暖季，每天燃煤不到1萬噸，而在取暖季則高達6萬～8萬噸/天，可見散煤燃燒污染的"貢獻"有多大。在六環以內，雖然開展實行生產經營單位鍋爐的清潔化改造，但是人口過于密集，每個人日常的生產和生活都排放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因此也大。

在廣大的城鄉結合部和農村住戶，大多數是燃燒沒有任何污染防治設施的廉價劣質散煤，而且人們生活條件改善了，對取暖溫度和取暖面積的要求都有很大的提高，用煤總量還在不斷增加。在2015年11月環境保護部組織的煤樣抽檢中，北京市超標率為22.2%;天津市超標率為26.7%;河北省4市平均超標率為37.5%。其中，唐山市煤質超標比例最高達56.7%。并且出現了好煤用來發電，差煤用于社會生活的現象。為此，必須開展能源結構的優化革命。

"十三五"期間，應當在京津冀地區和其他重點大氣污染區域，開展社會能源結構優化的大轉型，提高電能等清潔能源在終端能源中的比重，使電力成為未來終端能源消費的主力，力爭形成以電為主、氣為輔的能源結構。煤炭嚴格限制用于社會生活，主要用于燃煤電廠發電，并實行超低排放，便于集中、有效控制大氣污染物和碳排放。

電廠發電用于社會生活。這也是歐美國家能源大轉型、治理大氣污染的共同經驗，中國要解決污染也必須要走這一條路。在轉型中，國家對生活用電應實行財政補貼。生活排放的大幅度減少，也可以為工業減排的壓力釋放贏得一定的時間和空間。

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是造成霧霾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為污染而放棄工業化和城市化，必須走低碳、節約和綠色發展道路，形成依靠科技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模式，而非繼續走以環境資源能源為代價換取GDP增長的道路。但是產業轉型和精細的城鎮化也要遵循歷史規律，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可完成的，其完成時期取決于工業化進程何時實現或者進入制造強國。創新也不是空喊出來的，而是以寬松的制度環境、充分的經濟基礎和踏實的安全感為基礎，一代又一代人實干苦干出來的。

目前，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沿海地區和北京走在前面，其他中西部地區走在后面。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體制機制相對僵化，社會與經濟活力難以釋放，且政府促進經濟增長乏術，產業選擇有限，經濟增長前途和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堪憂，為此中央應當做好分區施策和區域之間的戰略協同工作，分地區實行分階段的戰略轉型目標，不宜"一刀切"。在轉型問題上，方法和策略很重要，新的產能上馬和舊的產能淘汰要有好的銜接，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基本面難以鞏固和環境污染難以治理的雙重危機。在艱難的轉型之中，治理霧霾等環境污染光靠說狠話無用無益，要把環境保護納入發展的大盤子中予以通盤考慮，通過環境執法和基礎設施建設并重的方式來解決環境污染。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目前可以以大區域為單元，結合供給側改革，通過做加法和乘法的方法優化區域產業結構，如在鋼鐵、水泥、火電、化工行業開展優化組合工作，即兼并整合和產業提升工作，既保證需求的供給，也保證企業的利潤和就業，更減少區域大氣和水污染物的排放。在北京地區，要繼續提高產業門檻，取消低端產業，降低經濟吸引力和人口吸引力，從而減少常住人口數量，減輕北京市的城市病。

大氣污染排放的主體眾多，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企業、每個行業都有份。除了企業的排放以外，每個家庭都要做飯，要排出油煙，據分析，油煙污染對產生霧霾有一定作用;每個家庭在冬季燒煤取暖，對產生霧霾也有一定"貢獻";數量眾多的家庭汽車排放，也是造成霧霾的原因。其中，家庭生活排放屬于自然性權利沒有納入現行環境法律規范，家庭汽車排放目前沒有引入排污收費制度，其應否與企業的排放一起承擔責任?值得認真思考。

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及其城鄉結合帶，人口過于聚集必然導致城市病，如霧霾污染等。所以，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城市的周圍，除了加強科學規劃的管控和對生產經營單位的排放進行管制，在"十三五"時期形成以電和氣為主的生活能源結構外，還應用法律手段強制社會形成環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在霧霾面前沒有呼吸的特權，每個人都應行動起來，不能老是指望別人行動，一讓自己行動革自己的命就跳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對霧霾的發生做了什么，對于減輕霧霾污染能夠做什么?

針對一些主要的社會生活排放行動，法律可以采取力所能及的強制行動，如南方沒有冬天燒暖氣的習慣，人們習慣于在家里穿著棉衣過冬;而在北方冬天取暖就消耗了能源，產生溫室氣體與大氣污染物質，很多人竟然消耗過多的能源，在家里穿襯衣過冬，很不合理。法律可以規定，在夏天，公共場所的溫度如低于26℃，不得用空調制冷;在冬天，公共場所的取暖溫度不得高于18℃，違法重罰。在集中取暖區域，家庭取暖采用按照熱流量計費的制度，對于超過18℃消費的熱能部分，按照受益者負擔原則，實行超額累進收費制度。對于農村居民家庭取暖，由于購煤管制困難，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在近期要加強執法，不準出售超標散煤，違者重罰;在"十三五"時期，通過大氣污染專項治理資金的補貼，強制在農村推行區域集中供暖、家庭電采暖、家庭燃氣采暖等清潔取暖方式。例如，在北方城市發起"我為減輕霧霾多穿一件冬衣"和"我為減輕霧霾少開一次車"的全民活動，鼓勵居民養成氣候適應性的生活方式。